
明 谢环 《香山九老图》局部

明 沈周《杏花图》局部

明 谢环《杏园雅集图》局部

清 邹一桂《藤花芍药图》

提起春日赏花 ,春花现代人的不止北京第一反应就是下江南。每年三、于江四月 ,明代江浙一带都挤满了前来赏花的赏花游客。然而早在明代 ,春花有个叫宋启明的不止北京文人就曾暗示过赏花也可以“反向” ,他在《长安问花记》中记载道 :“燕地苦寒,于江惟草花异种最多,明代江南委之水滨篱外者 ,赏花无不酿艳蒸芳,春花鲜奇炫目 ,不止北京至有不能辨名者 。于江”北京的明代地形与气候复杂多样,反而为植物的赏花生长与繁殖创造了特殊的适宜条件 。现代人不妨去看看古人如何在北京赏花吧 !
春花必赏榜
牡丹 芍药 杏花 海棠
赏花若是绕过牡丹,好像有点说不过去。自唐宋以来 ,牡丹的风头直接盖过了所有花 ,素有“国色天香”“花中之王”的美誉,洛阳牡丹更是名满天下。最迟于辽代,北京就已大范围种植牡丹 。至明代北京,牡丹不再只出现于皇家园林 ,城市街道 、私家园林、私人宅邸以及寺庙等地也都种植了大量的牡丹,平民百姓在春日里也可一睹牡丹的芳华。
不过确切给了牡丹“国花”名分的 ,还是在明代中后期 。在当时的一些史料与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明代人将牡丹称为“国花”。如《帝京景物略》载:“寺(极乐寺) ,天启初年犹未毁也,门外古柳,殿前古松,寺左国花堂牡丹。”又如万历三十八年(公元1610),公安派诗人袁中道曾游历京师极乐寺 ,他在《游居柿录》中写道 :“极乐寺左有国花堂,前堂以牡丹得名 。记癸卯夏 ,一中贵造此堂 ,既成,招石洋与予饮 ,伶人演《白兔记》 。座中中贵五六人,皆哭欲绝,遂不成欢而别。”五六个宫廷内侍坐在国花堂,一边看戏 ,一边赏花 ,最后哭到伤心欲绝地走了 ,这个赏花体验感的确丰富。
古代北京赏花有牡丹,自然不会少了芍药 。北宋文人王禹偁(chēng)曾赞芍药:“百花之中,其名最古。”芍药花大而香 ,色泽绚丽 ,有“花相”“花仙”之称。早在先秦时期,芍药就被作为观赏植物,如《郑风·溱洧(wěi)》:“维士与女,伊其相谑 ,赠之以芍药。”唐宋时期,古人若是想观赏芍药 ,肯定去扬州 。到了明代,随着政治 、文化中心的迁移 ,北京成为了芍药的新栽培中心。据刘若愚《酌中志》载 :“寿皇殿之东曰永寿殿,植牡丹、芍药甚多。”“四月,初四日宫眷内臣换穿纱衣,钦赐京官扇柄,牡丹盛后 ,即设席赏芍药花也。”宫廷内苑种满了牡丹和芍药 ,皇帝还设席邀请官员们前来观赏。宫廷外的城郊与园林 ,也都是芍药花的天下,老百姓们可随时与芍药来个约会 。
除了牡丹与芍药外,杏花也在古代北京赏花的“必赏榜”中 。这不由得让现代人有点困惑 ,不是有“杏花春雨江南”这个说法吗?怎么古代北京的春天里还有杏花可赏?事实上,杏在我们国家北方地区生长更为普遍,历来也都有“南梅北杏”的说法,只是后来杏有一个向南迁移的过程。
杏花又名为甜梅花 、北梅花 、杏海花、野杏花 。早春开花时 ,极为繁茂。在元代时期 ,北京城外、城东都曾大量栽种杏树。当时的齐化门外,还有一个专门栽种杏而出名的“杏园” ,即董宇定的私家园林。到了明代 ,北京更是广植杏树以供平民百姓游赏。每到杏花盛开之时 ,雪白的花朵在春日的照耀下如梦似幻 ,有诗云:“红云看不彻,漠漠杏林花 。”因此 ,明代北京的二月又被称为“杏月”。
此外 ,海棠、藤花等也都是古代北京春花的“必赏榜” 。如《帝京景物略》:“(海棠)上西府 ,次贴梗 ,次垂丝 ,赝者木瓜 。辨之以其叶,木瓜花先叶,海棠叶先花。”仅是海棠花,在明代的北京就已有三个品种 ,可见古代北京的春日有多绚烂 。
赏花网红打卡地
高梁桥 韦公寺 梁氏园 惠安伯园
古人外出赏花要看日子 ,花朝节、清明节 、寒食节等民俗节日是外出赏花的大好日子。不过花朝节多在二月,此时北京的天气还非常寒冷 ,所以赏花活动大多都在私人宅院里进行 。明代的袁宏道偏不信邪,他在《满井游记》中写道 :“燕地寒 ,花朝节后,余寒犹厉。冻风时作,作则飞沙走砾。局促一室之内 ,欲出不得 。每冒风驰行,未百步辄返。”每到花朝节 ,他想作死出门赏花时,在外冻得没走到一百步就又回家了。
到了清明节,春暖花开,北京郊边的风景区就挤满了游客 。明代的北京游客最喜欢去高梁桥 、草桥一带去踏青游赏 。据《长安客话》卷三记载 :“春时柳堤垂青 ,西山朝夕设色以娱游人。都城士女藉草班荆,曾无余隙,殆一佳胜地也 。”尤其是高梁桥一带“桃柳当候” ,各个阶层的人都前来赏花,“未有不一至其地者也”。
古代北京的寺观也是春日赏花的好去处。据《北京岁华记》记载 :“四月初一日 ,戒坛开,城中人多往西山。初八日,各寺浴佛。十三日 ,上药王庙。诸花盛发 ,白石庄、三里河、高梁桥外皆贵感花场,好事邀宾客游之。”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韦公寺,又名“弘善寺”,位于左安门外,明正德年间的宦官韦霦(bīn)创建 。当时明代的北京有“七奇树” ,韦公寺庙占了三棵 ,所以它名气很大。
《帝京景物略》中有大篇幅文字描绘韦公寺的春日美景,如“花时鲜红新绿”的苹婆、“花不敢懈”的西府海棠、“旷然容数十席”的柰子树……甚至有不少游客因为赏花赏到天黑,于是就住在了韦公寺 。当时游历京师的文人雅士为韦公寺的海棠写过大量的诗篇,如明代末年士人王崇简《看海棠行》:“凤城西南报国寺 ,海棠双树藏幽邃……燕京此花驰声价 ,韦祠为最此为亚。”除了韦公寺外,北京其余寺观由于地理位置及历史原因等因素 ,栽种的春花各有不同,每个寺观都有自己的“特色春花” 。到了春日赏花季,各个寺观还会举行赏花活动 ,吸引了众多的文人雅士与平民百姓前去观赏 。
赏花佳地自然少不了私家园林。明代有不少文人雅士在北京建造了私家园林 ,并以自己的喜好与精神向往种植了大量观赏植物。春日自然要去梁氏园。梁氏园又称梁家园 ,或简称为“梁园”。早在明代成化年间就已闻名。明代文学家刘定之在《游梁氏园记》中记述:“牡丹开于谷雨后,于候为鸣鸠拂其羽、戴胜降于桑之间……园有龙槐,共酌其下……”程敏政作《梁园赏花诗引》追忆往事时,提及:“园之牡丹 、芍药几十亩。每花时,云锦布地,香冉冉闻里余 。”可见当时梁园大量种植了牡丹、芍药,还有龙槐树等 。
假如梁园人太多,古人还可以去惠安伯园,又名张园。据《燕都游览志》记载:“原太傅惠安伯张公园,在嘉兴观之右 ,牡丹芍药各数百亩,花时主人制小竹兜,供游客行花胜中 。”去赏花的时候,园林主人还会提供小竹兜,也就是轻便的竹制小轿子 ,这样游客既可以忘我地赏花 ,又可以避免踩踏花田。大概园林主人太客气了,更夸张的事情来了。有的游客居然不打算走了,直接睡在花丛中,“蜂蝶群亦乱相失,有迷归径暮宿花中者” 。
著名的赏花雅集
杏园雅集 玉堂赏花会
现代人一提起春日雅集,脑子里就会出现东晋时期的“兰亭雅集”,什么曲水流觞 、宴饮赋诗……此时 ,身在北方的文人雅士表示不服,毕竟咱们也有属于自己的春日赏花雅集 。
这就不得不提到明代正统二年(1437)的“杏园雅集”。杏园雅集的发起人是当时的台阁体诗人杨荣 ,地点就是他的府邸杏园。那天是三月一日,官员们放假的日子,也正是园中杏花盛开的季节。杨荣邀请了与他并称台阁“三杨”中的另外两位 ,即杨士奇、杨溥,还有王英 、王直、周述、钱习礼、李时勉 、陈循这些朝廷高官 。为了给这次杏园雅集留下“合影” ,宫廷画师谢环也被邀请在内 ,于是他画下了著名的《杏园雅集图》 。从画面中来看 ,杏园中松树交相掩映 ,杏花绽放,园中还配有小桥流水、假山屏石 。参加雅集的几位高官坐在杏园中 ,品茗赏花,纵情闲谈 。杨士奇《杏园雅集图序》记载 :“园有林木泉石之胜,时卉竞芳 ,香气芬茀,建安公喜嘉客之集也,凡所以资娱乐者悉具 。”
杏园雅集虽美 ,但从《杏园雅集图》中来看,官员们赏花赏得有点过于严肃 ,连官服都没换。过了21年后,也就是明代天顺二年(1458),内阁大学士李贤、彭时 、吕原等人决定在内阁举办一次赏花雅集。明代学者黄瑜《双槐岁抄》卷八记载:“文渊阁右植芍药,有台……贤赋诗十章 ,阁院宫寮咸和,汇成曰《玉堂赏花诗集》 。”这些大学士们聚集在一起,相互酬唱赋诗,汇成了《玉堂赏花诗集》,于是人们也将这次雅集称为“玉堂赏花会”。
大概是玉堂赏花会给的灵感 ,不仅后来的内阁馆臣们争相唱和,延续佳话,文人雅士们更是将赏花唱和作为了诗社团体活动的“保留节目” ,更有一个诗社干脆就叫“赏花会”。
不过要论赏花的风雅 ,还得是独抒性灵的公安派诗人袁宏道。万历三十五年(1607),袁宏道到达北京后,约上好友一起去惠安伯园亭观赏牡丹和芍药,他在诗中写道 :“古树暗房栊 ,登楼只辨红 。分畦将匝地,合焰欲焚空 。蝶醉轻绡目,莺梢援絮风。主人营一世 ,身老众香中 。”袁宏道对于赏花非常痴迷,但若问他为什么不像王羲之在兰亭雅集中那么放浪形骸,是不是有偶像包袱,必须端着?还真不是 ,那是因为他对赏花除了热爱之外,还有对花的敬畏之情。
早在唐代,罗虬在《花九锡》中记录了唐代宫廷的赏花仪式,其中的“酒赏”为袁宏道所反对。袁宏道认为“酒赏”会冒犯花神 ,极力推崇“茗赏”。他还认为赏花不仅要选良辰 ,还要择良地:“夫赏花有地有时 ,不得其时而漫然命客,皆为唐突……温花宜晴日,宜轻寒,宜华堂……”袁宏道赏花是真讲究 。
明代中后期 ,文人雅集结社之风日盛 ,尤以赏花为主题的宴游活动蔚然成风。这不仅是明代文人拓展政治文化影响力的途径 ,更是他们安顿心灵、寻求精神自适的一种生活美学方式。
明代北京赏花之风盛行,既为士庶平添了踏青斗草的雅趣 ,更因种植栽培观赏型植物之需 ,而带动了花木种植 、园圃经营等产业的兴盛。春日京城的花香里,竟藏着半部京华风物志。
文并供图/金陵小岱
(友情提示 :4月花正繁 ,读完本文后想进入现实之中访花 、赏花的朋友,请参阅12版相关内容。)